所以可以判定，五石散很可能在先秦就已经出现，至少西汉前期，五石散已被医家常用。因此鲁迅先生“吃散发源于何晏”的结论是错误的。

再者，鲁迅先生认为晋人的衣服宽大，是因为吃五石散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

他说：”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理由有二：

第一，先秦时期，贵族文人、特别是儒生就穿宽大的衣服。我们分别看《礼记》、《列子》、《苟子》的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服。”

又有孔子顾谓弟子日：“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丈人日：“汝逢衣徒也。”

以上两个例子中的“逢衣”一词，也写作“缝衣”，指的就是宽大的衣服。根据“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看，先秦时期，穿宽大的衣服还不仅是儒生的专利，而是带有普遍性。也正是因为先秦人的衣服普遍宽大，行动不便，所以才有著名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两汉时期，儒生、文人照样穿宽大的衣服：逢衣博带，略法先王。冠进贤冠，带榀具剑，佩环块，褒衣博带。

由此可见，穿宽大衣服是中国士人自古以来的老传统，绝对不是到了晋朝，人们开始吃药发烧才开始穿宽大衣服的。

第二，按照常理推测，一般情况下，服食五石散也不会像鲁迅先生描述的那样痛苦。因为如果都是那样的痛苦，人们为什么还会去服食呢？

鲁迅先生得出这一结论，大概是受了《晋书·皇甫谧列传》的影响：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日：“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这段话说的是皇甫谧吃五石散中毒，隆冬季节也无法穿衣，发热食冰，皮肤肿胀，甚至溃烂。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是中毒后的现象。即使在今天，药物中毒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鲁迅先生拿皇甫谧中毒后的情况去描述所有人服食五石散后的情况，显然是以偏概全了。

不过，尽管五石散的锅何晏不需要全背，但真较真起来，张骏骂的也并没错。因为五石散的真正兴起，是来自于何晏的推崇备至。

那些所谓的身穿宽袖长袍，飘飘欲仙的名士们，也是因为多半服用了毒品才使自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创作灵感。五石散服下后不禁容易上瘾，还会使人感到燥热急痴。甚至长期服用还会导致精神恍惚，不能控制，急躁之处难以想象，发狂痴呆，及至看见苍蝇也要拔剑追赶。所以这魏晋人多脾气暴躁想来和全民动员服药也不无关系。

试问，一个全民嗑药的王朝和民族，怎么能不被胡虏凌虐？所以在张骏眼里，五石散就是中国的鸦片，它不但侵蚀了汉人的身体，还破坏精神。想要完成驱除胡虏，光复中华的大业，就必须禁毒！

PS：历史上嗑药始祖何晏人品很差，下场也极惨。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司马懿乘曹爽兄弟陪同曹芳拜谒魏明帝高平陵时，发动政变，封闭洛阳城并占据曹爽和曹羲的军营。曹爽最终向司马懿投降，交出权力。据《魏氏春秋》记载：高平陵之变发生后，司马懿让本来是曹爽心腹的何晏参与治理曹爽等人的案子。何晏为了保命，于是彻底查办曹爽的党羽。司马懿说：“参与的共有八族。”何晏排除了其中七姓。可司马懿却说：“还没完。”何晏穷困急迫，才说：“难道是说我吗？”司马懿说：“对。”于是收押何晏。正月初十，司马懿以谋逆罪将何晏与曹爽等一同诛灭三族。真是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