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反应的是，俄国皇子们对继承沙皇之位的排斥，谁都不想接这个烂摊子。如果俩人关心皇位的话，不可能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把皇位继承发展成一种文化的欧洲人，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疏忽。

甚至连他们的父亲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在历史上都充满了迷雾。亚历山大一世，也是力图改革的皇帝，任用斯佩兰斯基这样的俄国精英的同时，还从欧洲聘用了大量的专家进入政府，但可惜亚历山大一世失败了。只有因为改革，有军官集团密谋反叛他，得知消息之后，亚历山大没有选择镇压，而是躲去了黑海疗养，并在疗养地宣布死亡。

有人说他没死，而是化名一个叫做费奥多·库兹米奇的老人，这个老人一度被警察驱逐到了西伯利亚。他学识渊博，待人宽厚，人们发现，他对当代的政治事件了如指掌，对一些名人事迹如数家珍。能绘声绘色地讲述俄军开进巴黎时的盛况，甚至能一个一个地说出当时沙皇身边的随员。有人说他在某段时间内经常收到一个名叫玛丽亚·费多罗芙娜（亚历山大一世母亲的名字）的女人寄来的钱和衣物。

一位曾参与医治亚历山大一世疾病的医生，从不参加11月19日纪念亚历山大之死的祷告仪式，而当费道尔·库兹米奇死后，他却亲自领着大家为亚历山大的亡灵祈祷。他流着泪说：“沙皇这下真是死了。”

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办公室的墙壁上，一直挂着费道尔·库兹米奇的画像。费道尔·库兹米奇死后，一位富商出资安葬了费道尔·库兹米奇，并在墓碑上刻上“上帝的选侯”，“上帝的选侯”是亚历山大一世战胜拿破仑后天主教教皇颁给他的。前苏联曾挖开沙皇时期的墓室，而亚历山大的墓穴里什么也没有。

这一切都只是传说。可信度不高，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突然离世，却跟这一时期的俄国政治局势有分不开的关系。

继任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死局。而且他对政治工作向来不感兴趣，他更关心军事。尼古拉记忆超群，工作勤奋，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到16至18小时。他崇尚严明的纪律，反复强调法律和秩序，经常亲自巡视军队、教育机构和国家机关，每次巡视都要对当地的工作作出评论，指出缺点，并给出更改建议。

当十二月党人趁着尼古拉一世兄弟连推让皇位，而让俄国皇权十余日悬空的机会，发动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逃避，而是决定对起义者进行镇压。调来了炮兵部队，向集结在广场上的起义军开炮。

尼古拉一世只信赖军队，他的周围都是军人，在位后期他的直接助手几乎没有一个文职人员。一切活动包括日常生活在内，都很缜密和精确。在俄国行政机构极端腐敗和混乱的情况下，古拉一世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往往越过正式的渠道，他讨厌审议、磋商或其他程序上的拖延，派专使到俄罗斯各地去执行特殊使命，这些专使大都是跟随他左右的将军。

可以说，尼古拉一世本身就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沙皇，这也是为什么他敢于向中国拔刀，因为这种人物，往往理性不足，迷信武力。现在他却要亲自命令他引以为傲，十分信赖的軍队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但当他向被紧急召集到皇村的官员们宣布他的命令时，外交大臣却一脸痛苦的表示：

“陛下，不用下这个命令了！前线軍队已经投降了。”

没人知道尼古拉是怎么想的，他只是呢喃了几句，“很好”，“很好”。

外交大臣也是刚刚知道消息，本就要来向沙皇报告，沙皇却巧合的召集大臣，他还以为沙皇已经知道了，就是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的，谁知道沙皇并不清楚，反而决定下令要前线軍队投降，外交大臣这才说明了情况。

此时在前线，俄军正士气低落的向东进发，败兵都肯定士气低落，降兵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向东进发，也不是为了进军，而是赶去投降的。奥伦堡是无法接受大规模降兵的，哈萨克地区条件却相对较好，物资充足，铁路至今还没有断绝，冬季除非有暴风雪，否则铁路一般是不会中断的。

此时战场上被破坏的铁路正在抢修，铁路修通之前，没有办法给俄军提供给养，这对断粮的軍队来说，十分危险，没有吃的，很难保持秩序。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俄军被要求按照编制，逐步前去投降。

负责安排投降事务的，是俄军的副司令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恰科夫，至于原来的统帅缅希科夫，在兵变的时候选择了自杀，自杀前签署了文件，委托戈尔恰科夫接替他的职位，同时命令全体俄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