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仲登继续摇头：“我不能对各位君主在背后做出议论。”

俾斯麦笑道：“您太谨慎了。那好吧，评价当世的君主，确实有一些不当，那么评价一些作古的君王吧。比如您可以评价一些我们欧洲的伟大君主。您对腓特烈大帝怎么看？我注意到，您在描述君主的时候用了三种形容词，残暴的君主，昏聩的君主和英明的君主，在您看来腓特烈大帝能够够得上英明的君主吗？”

普鲁士人当然最推崇腓特烈大帝。

乔仲登拗不过，加上也喝了一些酒，不是太谨慎了，况且对古人的评论，也不触犯任何道德，在人背后评头论足是不道德的，但评古论今却是文人的喜好。

“腓特烈国王，我个人就不评价了。但他在我国的评价并不好，应该算是残暴的君王一类！”

其实如果不是出于礼貌，他并不想将腓特烈称为君王，因为腓特烈时代，统治的人口只有二百五十万，他更愿意称其为诸侯。

作为让普鲁士从一个小邦国变成欧洲强国的腓特烈大帝被评价为残暴的君王，俾斯麦十分意外。

“这是什么理由？”

乔仲登道：“腓特烈时代，普鲁士仅有二十多万人口，却武装起十几万的軍队，国库收入八成以上用于軍队，接连跟大国争强，如此穷兵黩武，难道不残暴？”

俾斯麦叹道：“但总无法忽视腓特烈大帝让普鲁士领土翻了一倍，人口从二百五十万的增加到五百万这一事实吧。”

乔仲登叹道：“以国运相赌，非智者所为。”

俾斯麦绝不接受这种评价，他反唇相讥：“以您这种看法，那么拿破仑陛下，甚至古代的凯撒大帝，或者西方任何有作为的君王，都可算得上是残暴了。您这是偏见，那您如何评价贵国的伟大帝王呢？对了，谁知道中国有那些伟大帝国？”

说完俾斯麦拉过荷兰领事：“您不是看过许多中国书籍吗，请您说几个中国的帝王？”

荷兰领事卖弄道：“秦始皇如何？这是首次统一中国全境的帝王。还有汉武帝，他是驱逐了强大匈奴的中国伟大皇帝！”

俾斯麦点点头：“很好。那么你们中国人如何评价这两位皇帝呢？总不能也是残暴的君王吧？”

乔仲登点点头：“没错。秦始皇是非常残暴的，统一天下的功绩归功绩。但连年征战，不顾惜民力。肆意征调百姓，修筑长城、陵墓、宫殿、河渠和道路，让天下百姓苦秦久已，所以始皇一死，天下大乱！百姓皆言残暴。汉武帝，史书早有定论，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

俾斯麦惊叹了，半晌才对其他人道：“你们能够理解中国将他们统一国家的君王和驱逐了恐怖的匈奴人的君王，做出这种恶劣评价的观念吗？”

所有人都有些不可思议，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在这个酒会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谁都不服谁。

但俾斯麦却开始深思，他从跟中国领事混乱的对话中抽丝剥茧，体会出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民本位精神，中国人的评价体系是建立在最基层的民众身上，不管君王的宏图大志，不管他们的历史贡献，只要他们让民众过的艰辛，他们就绝不是什么好皇帝。

不过俾斯麦并不认同这种评价体系，他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强权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哪国愿意为了他们国家的民众而放弃武力，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至于中国人，他们的幸运，也许是他们早就度过了这个难熬的时代。俾斯麦后来研究中国的战国，十分感触，将欧洲的现状，评价为中国的战国时代。

履职之后，俾斯麦并没有沉溺于各种社交活动，而是开始进入仔细的工作之中。

他也没有一直留在莫斯科，而是有时间就去俄国各地周游。

俄国的铁路修建的不错，比整个普鲁士加起来都多，因为他们的国土实在是太广大了，中国人修建了两条大干线，从彼得堡到察里津（伏尔加格勒），从萨马拉到基辅，刚好一纵一横。但俄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更多，而且正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这可能也是沙皇迁都道这里的用意之一，不单单是政治原因。

莫斯科的位置就在东欧平原正中，这里是天然的铁路枢纽，并没有因为彼得堡之前是首都而放弃这里的铁路建设。当然彼得堡的铁路也相对发达，连接了跟塔林、里加等港口的线路。但莫斯科却连接着大量的古老城市以及乌克兰，形成了一个铁路网。在俾斯麦看来，斯佩兰斯基最大的贡献，并不是什么农奴制改革，而是大力鼓励铁路建设。发放了大量授权，成立了大量铁路公司。

俾斯麦乘坐这些铁路以个人旅行的名义走访了俄国许多地方，重点是俄国跟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他去几座至今仍然被中国人控制的城市中进行了考察，甚至扮作商人，越过边境去了中国那一侧进行考察。

俾斯麦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管俄国人签不签字，失去的土地是不可能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