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帮会势力光明正大的招募会员，登报，打广告，许诺各种加入帮会的好处，帮会的势力快速扩张。而帮会的底层成员，则主要是本地人为主。

坚持斗争的工会，比如松江府工会，受到了严重削弱。他们中的一部分工人开始转投其他组织，因为他们实在是无法支撑持久的摆工。他们得生活，政府施粥是吃不饱的，而且他们还有房租要付，这些跟他们一样穷的工会帮不了他们。

渐渐的工会成员慢慢离开摆工地点，悄然加入了恢复了生产，开始红红火火的工厂，而要加入这些工厂，他们都得加入帮会或者会馆。

此时最倒霉的，是那些原本不想妥协，后来发现妥协都没有机会的资本家，在摆工进行到六个月的时候，大多数被霸占了工厂的资本家就资不抵债，宣布了破产。此时即便这些工人愿意恢复生产，他们的工厂也拉不起来了。这反而让那些较早恢复生产的工厂，夺取了不大的市场，变得红火。

这也属于正常，工会霸占的工厂总数，在松江府高达三分之一，经济危机是因为生产过剩而起，有三分之一的工厂停工，弥平了这个过剩，让剩下的工厂有了活路。间接的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

还没学会如何妥协退让，如何正确斗争的工会，此时有些尴尬了。继续强行摆工下去，他们发现会把自己弄死，因为他们的成员不断退出，或者说他们本就没有什么正式成员，只有少量骨干算是长期成员，发动摆工靠的是这些骨干长期积累起来的，在工人中间的威望。可现在在现实的压力下，那些非正式成员一个个加入了其他帮会、同乡会，跟他们一起罢工的工友，从最开始的数十万人，迅速下降到了十万以下。

与此同时，宪法通过之后，临时国会迅速通过了进行正式选举的议案。

商会、帮会和士绅势力，已经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选举之中，松江府工会却忙着摆工，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选举工作，他们内部也不统一，因为他们否认宪法，所以他们不打算参加选举。

结果选举中松江府连唯一一个国会议员名额也丢失了，同时在地方会议选举中，由于他们的不参加，导致江苏省议会中，乡村士绅代表占据了三分之二，商会和帮会占据了其他三分之一。

松江府以及各县的议会，基本上也是这个比例。

这也符合乡村人口占三分之二的现状。同时也意味着，乡村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动员能力，其实并不比城市工商业组织差。得益于传统的乡村文化，地主、宗族对乡村的影响力，比官府都大，族长发出号召，基本上大家都会去投票。而且由于中国严格的保甲制和乡村军事化，这让乡村的动员能力，其实比城市更强。之所以在江苏省乡村士绅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票数，除了人口比例问题，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不在家乡。否则他们的比例会更高。比如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乡村士绅的票数就高达八成，而在陕西、四川等西部省份，乡村士绅的票数高达九成。基本上让中国的议会，变成了一个士绅组成的机构，在广东一带，当地人甚至按照自己的习惯，将地方议会称呼为士绅公局了。

由于松江府工会的抗拒，让松江府工会，在当地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不得不说，是他们在政治上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但对整个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地方议会组建之后，第一项决议，就是否决了当地官府提出的预算案，因为预算案中有关于继续施粥的支出。士绅、商会和帮会认为那些工会是在无理取闹，他们认为鼓动工人们不干活，官府还花钱养工人，这等于是让他们继续犯法。

犯法指的是这些工会势力，强行占据工厂的行为。接着他们就开始打击这种行为，工人霸占的的工厂大多数工厂主已经任命了，放弃了，这些工厂资不抵债宣布破产，接收工厂资产的，恰好是一群银行势力，而银行，毫无疑问也是商会成员。

他们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庭判决工会违反，帮他们收回资产。

一切都是正常流程，在现行法律，甚至在任何只要保护私产的法律制度下，他们的行为都算不上合法，因此法院判决他们违反，送去裁决书，要求工会撤出工厂。

进行了一年斗争的工会，此时发现，他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舆论已经一边倒的批评他们。连法律都不支持他们，再强行斗争下去，会越来越不利。

此时突然有人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皇帝派人告诉工会，愿意借给他们一笔巨款，让他们收购占据的工厂，然后由他们自己进行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