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江南最大的特点是富庶。江浙一带按照后世的地理教材属于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而且水网密布，绝对的鱼米之乡，此地向来就有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物产的富庶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丝绸、茶叶以及瓷器大多远销海外，大城之中，豪富者比比皆是。加上明代淮盐在盐引制度的扶持下，更是暴利的存在，扬州的繁华、秦淮河的风光更是世人所推崇的。

其次是与之相对应的是衣食足而知礼仪，江浙一带还是科举大户，历届科举士子大多出自江浙一带。如此一来就大明帝国出现了朝廷虽然放在北京，可官员大多是南方人的奇景。

这两点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复杂的情况出现，江浙虽然富庶，却并不是大明财源所在。这个时代的税收制度还没有发展到清代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而是继续沿用古老的人头税。换句话说，不是按照财富的多寡来收税的，而是按照人口数，那个地方人口多，那要交的税也就多了。至于物产、气候这些自然因素，都被掌权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忽略不计了。

张振岳这些日子曾去户部查略了一些帝国的人口、财富资料。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清楚的：北直隶（北京、河北）大约有人口1200万，南直隶（江苏、安徽）大约2800万，浙江2200万，福建1200万，广东（广东、海南）1000万，湖广（湖北、湖南）1500万。江西2000万，河南500万，山东2500万，山西800万，陕西800万，四川800万，云贵人口200万（可能仅指汉族人口）广西300万。全国总人口统计16500万。

如果单单是从这个数据上看，南直隶和浙江人口加一起也有足足五千万之巨了，按人头税交问题也是不大的。理论永远是没错的，但是实际情况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现在的时间是大明天启年间，不是大清雍正年间。

在古代，按照“士农工商”的排序，士族也就是后世的公务员是出于社会顶层的。人家士族也有处于社会顶层的觉悟，根本不说自己是公仆什么的，直截了当的告诉老百姓，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官，那自然是权力多，义务少了。所以这些文官在掌权之后制定的政策自然是对自己有利的，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官绅（做官和有功名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民”。至于是人民还是公民，张振岳搞不清，但是他知道一点，如果朝廷胆敢向这些官绅派税派差，那就是“与民争利”。

这种情况一直到张居正这个湖北佬秉国的时候才改善，因为他推行了一条鞭法，这个新法有一条，官绅确实可以不用去当差去服徭役了，不过都必须折算成银子。结果大家看到了，张居正立刻就成为朝野上下攻击的对象，活着的时候就被诽谤跟太后通奸，死后更是被抄家，连儿子都被人故意活活饿死，可见官绅阶层有多恨他，人死了还要搞臭搞残以震慑其他敢忠于朝廷的人。

不过张居正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提出这个一条鞭法的人，这个人叫严嵩，两袖清风的奸臣！儿子被杀了不算，他自己死后连个吊唁的人都没有。

这么多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江南基本上就是明代官场的雷区。万历皇帝在那里设置了税监、矿监，结果却是派出去的人被人活活打死。不过他还不算惨的，他爹隆庆皇帝只是组建了一支舰队开放海禁想搞搞海外贸易赚点钱补贴一下内库，结果被文官们说成是与民争利，不但舰队被解散，连船都卖给了文官们背后的海商集团。

想到这些，张振岳的心情很复杂，他知道天启帝把自己当成了一把刀，一把砍向江浙文官集团的刀，因为天启帝知道自己虽然可以利用天子的无上权威把东林从朝堂赶出去，却不可能消除东林在江浙一带的巨大影响力，无法改变大明帝国积弱的局面。

自己有资格选择吗？既然没有那还犹豫什么？张振岳再次俯首道：“臣定然不负陛下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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