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张继仿佛从梦中醒来一般，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慢慢说道：“中堂大人，这话从何说起？我还一直感觉最近的朝局对我们很有利呢。您看，这一年来，特别是与英国开战以来，皇上对‘新政’明显热衷起来，多次提及推行‘新政’对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这次还特别任命我为两江观风使，协助您试行‘新政’，太后对于‘新政’的态度虽然没有太大改观，但是至少没有公开反对，反而几次都对我们表示了支持，至少是宽容。恭亲王更不用说了，一直就是我们‘新政派’的领袖。虽然倭仁倭中堂在上次的朝会上对‘新政’大肆攻击，但是皇上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这次也变得谨慎多了。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朝局对我们的有利么？”

曾国藩端着酒杯静静听着，等张继将自己的理由全部说完之后，他咂一口杯中的酒，缓缓说道：“松涛啊，论战略制定、战术指挥和‘新政’规划、外交谈判，我都不及你。但是，有一点你是比不上我的，那就是为人处世和察言观色。记得上次朝会前，在乾清门外的侍卫房里里，我送了你‘戒急’、‘用忍’和‘制怒’六个字，我现在再送你八个字，那就是‘处高念下，居安思危’。你要记住，农民一次种田失败，无非一年绝收，来年还能接着再种；工人一次做工失败，无非做出的产品不合规格，再重做一遍也就是了；即便是商人，一次经营失败，也无非不赚钱就是了，最坏也不过是亏本，就算是倾家荡产，也还有扳回败局的一天。只有我们这些做官的人，一次失败都不能有，因为失败一次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处高念下，居安思危’，培养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时刻保持警醒，而不要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那么，我是怎么推断出朝廷很快会迎来一崇烈的政争甚至政变并给我们推行‘新政’带来不利影响这一点的呢？这需要你注意几个细节。这第一条就是非常‘大不敬’甚至‘大逆不道’的，这些话也就只能咱们之间说说，万万不能对外人讲，那就是‘帝党’与‘后党’之争。皇上登基已经四年了，也到了应该亲政的年龄，但是太后却一直没有取消垂帘听政，不愿意放下手中掌握着的大权，‘帝党’与‘后党’的博弈属于‘零和博弈’，注定只能有一个赢家，其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帝党’与‘后党’的明争暗斗也就愈演愈烈，以前深深埋藏着的一些矛盾开始半公开化甚至公开化，每次的人事变动也就相应地充满了双方的博弈。第二条说起来同样是‘大不敬’甚至‘大逆不道’的，这两次朝会，皇上的身体状况你也看到了，元气损伤，每况愈下。我虽然不通医道，也能推断出来，皇上剩下的日子不会超过一年了。太后现在对‘新政’持宽容态度，一方面是因为皇上和恭亲王都支持‘新政’，她不能与他们决裂，另一方面是因为‘新政派’官员在地方上实力很强、现在在地方上特别是东南各省，基本都是由出身于我们湘军、淮军，支持‘新政’的官员担任总督、巡抚或者布政使，太后需要收买‘新政派’官员的人心，将来一旦皇上驾崩，她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取向，没有人知道。第三条乍听起来似乎很牵强，事实上却是所有原因中唯一已经被证实了的，那就是醇亲王奕谨入职军机。皇上最信任和亲近的人是恭亲王。也正是因为恭亲王的全力支持，咱们才能取得抗英战争的胜利，才能在两江试行‘新政’。但是，这次皇上却提升了醇亲王为军机大臣，名义上是为恭亲王分劳，实际上是在变相瓜分恭亲王手中的权力。所以，我推断，醇亲王奕谨入职军机并不是皇上的主意，而是太后授意的，因为她知道恭亲王是‘帝党’也是‘新政派’的领袖人物，地位难以撼动，她需要培养一个足以与之抗衡的人出来，而奕谨又年纪轻，易于控制。”

张继听得张口结舌，半晌，他慢慢说道：“但是，在抗英战争的决战时刻，正是醇亲王亲自率领五千包衣门人赶赴挂甲台协助我们打胜仗的呀。”

曾国藩闻言一笑，说道：“松涛，你说的完全是事实，但是这二者并没有关系啊，你这是生造了一个逻辑。难道协助我们打仗的人就不能反对‘新政’，成为我们的政敌么？”

张继悚然一惊，是啊，醇亲王协助自己打仗与他反对“新政”完全没有关系啊，自己是被对他的好感迷惑了。

曾国藩继续说道：“此外，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大胆的假设，那就是醇亲王协助我们打仗根本就是事先安排好的，这也是可以找到证据的。”

张继被曾国藩的这个假设吓得呆住了，他不敢再往下想。

但是，曾国藩已经开口了：“你回想当日的情况，醇亲王所带领的五千骑兵弓马娴熟，战斗力强，号令统一，指挥得当。这绝对不是一般包衣门能做到的。那些八旗子弟你是了解的，纯粹是一群败家子，上了战场也只会是乌合之众，这么短的时间里就集结起这样一支虎狼之师，就是韩信也做不到啊。所以，这支骑兵一定是早就存在的，至于他们是被直接调拨过来的八旗兵呢，还是醇亲王秘密训练的私人武装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醇亲王的政治野心有多大，他的心机有多深。当然了，有政治野心无可厚非，心机深夜不是罪过，用到正处还往往能成大事。但是，我们不得不防备他为太后所用，成为阻碍‘新政’推行最大的绊脚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