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工后，副司令员张志善又回了一趟河南商丘，老单位商丘步校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此时，干部们大都去了新疆，或者去了北京，只有几十个校工还没走。听说他回来，一些校工要求跟他一起去新疆。张志善不能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干什么，只说是一件十分要紧的大事情，还说那儿很苦，很苦，去了也许会后悔。如果非要去，就得提前想好，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做豆腐的20多岁的吴三顺第一个站出来：“俺哥仨，老大老二都结婚了，爹妈身子骨都结实，俺没负担，俺去！”
张志善见他态度坚决，说：“好，吴三顺算一个，马上回去准备，把做豆腐的家伙全带上，下午六点在火车站集合！”
吴三顺又问：“驴牵上吗？”
张志善说：“驴就不牵了，那地方驴多的是！”
吴三顺兴高采烈跑去了。
这时，40多岁的校工杨德启问：“首长，俺是做粉条的，需要吗？”
张志善说：“要！”
一个瘦瘦的师傅说：“掌鞋的呢？”
张志善说：“也要！”
结果，有十多人愿意跟张志善走。傍晚，一列闷罐车皮停靠在站台上，吴三顺扛着石磨、被卷，满头大汗赶来了。杨德启背着一捆晾粉条的小细棍赶来了。修鞋的高师傅挑着掌鞋的挑子赶来了。做酱油的师傅曲从伟赶一辆驴车来到站台，车上装着几口大缸。吴三顺，杨德启等人急忙过来帮着把大缸卸下来，抬进车厢里。吴三顺说：“曲师傅，不是说不让你去吗？”40多岁的曲从伟说：“笑话，只要是人，谁离得了酱油？！”
张志善走过来问他们：“家里都安顿好了吗？”
众人都说：“好了，好了！”
吴三顺说：“首长放心，就按你说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俺跟俺爹妈啥都没说，只说去趟郑州，几天就回来。”
望着这些腼腆朴实的校工师傅，张志善不觉眼睛湿润了，他扭过脸去，悄悄抹了一下眼睛。
一声哨音响起，人们迅速进入车厢。沉重的铁门关上，军列缓缓启动……
在我国的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几千名这样的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
2008年，笔者和吴三顺之子吴戈聊过一次，他现在也是核试验基地职工。吴戈说：军人们可以转业、退伍，就是干到老的，还能进干休点。我爸他们是职工，没有转业、退伍一说，得干一辈子，老了就退休在这儿。干部的孩子，父母一转业，孩子跟着走，我们走不了。我的孩子现在也在这儿。我爸来的时候20出头，1959年春上来的，到1979年才第一次回家，整20年，不是我奶奶死，他还不回去。我爷爷死他都没回去。过去这儿的老百姓就种三种蔬菜，白菜、土豆、洋葱，那时候也没大棚，种别的不长。一个冬天见不到一点青菜，所以豆腐特别受欢迎。我爸那人听不得好话，人们一说他做的豆腐好吃，他就来劲，不仅自己做，还到试验场区，一个连队一个连队跑，教战士们做豆腐。但工人里面没人愿意跟他学，谁愿意一辈子做豆腐呀。所以20年他没回老家，一走，这儿就没豆腐吃了。他走不开。
在笔者请求下，吴戈领我们见到了70多岁的吴三顺老人。我们问他：“您后悔来这儿吗？”
吴三顺说：“有啥后悔的，来了就不后悔。”
“孩子们呢？他们也留这儿了，儿子、女儿他们怨你吗？”
老人半天不说话，最后点了点头。
“孩子他们怨你，您怎么跟他们讲？”
吴三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有时候……打他们。”
老人的眼角突然红了。
离开吴家那套两室一厅的旧房子，吴戈对我们说：“有一年国庆，电视里出现原子弹蘑菇云的画面，我爸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了一句，你一个做豆腐的，原子弹和你有啥关系呀？我爸上来了我一巴掌……我不该这么说他……”
吴戈的眼圈红了。我们忍不住也想落泪，赶紧和他告辞。
导弹试验基地。103团的工地上，纷飞的大雪中，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路路基上，人们扛着枕木、抬着铁轨，抢铺铁路。路基两侧，每隔几百米远燃着一堆大火，火堆上吊着一口大锅，有人不停的用铁桶提着雪倒进锅里，眨眼的功夫，锅里的水又沸腾了，舀出来凉在一边，供人们喝。
雪渐渐停了。一阵狂风过来，雪和沙粒打在人们身上。扛着枕木的刘春光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夏长海跟过来，关切地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身上没劲。夏长海说，你看你脸，乌黢黢的，喝口水去，喘口气儿。刘春光没动，只是大口喘着气。他比刚来时瘦多了，昨天半夜吐过一口血，但他没给任何人说。
一会儿，开饭了。大伙纷纷扔掉手中的东西，围拢过来。几筐热腾腾的馒头放在路基上，还有几铁桶白菜汤。战士们也不洗手，伸手抓起馒头或坐或站着，就那么吃起来。
夏长海一手抓着两个馒头走过来，递两个给刘春光。刘春光坐在路基上，脸色确实很难看，蜡黄蜡黄的，头上冒着虚汗，他只接过一个馒头，咬了一口。
两个卫生员乘大伙吃饭的机会，扒开人们的衣领，在磨破的肩、脖子处涂着碘酒。被涂的人呲一呲牙，却并不耽误吃饭。有人说笑话，大伙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了，等夏长海吃罢三个馒头，去端汤时，回头一看，发现刘春光靠着两根枕木睡着了，手里仍然捏着一个只咬了一口的馒头。
夏长海喊他：“刘春光，刘春光！”
刘春光没有一点反应。夏长海觉得不对劲，心中一抖，手里的碗掉地上了。他试一试刘春光的鼻息，立即大声哭了起来……众人闻声跑过来，纷纷喊着刘春光的名字……
刘春光是河北唐山人，去朝鲜时，战争已经结束，他没有打过仗，天天缠着同班的老兵夏长海讲战斗故事，时间长了，夏长海喜欢上了这个面皮白净像小姑娘的新兵。连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关系好。来这里之前，刘春光以为是来剿匪，来了后天天施工，他原本想不通，在夏长海的带动下，他慢慢能干了，有笑脸了。可是，怎么突然人就没了呀？
夏长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张三合团长赶过来，命人把刘春光的遗体抬到一顶帐篷内，亲自给他盖上一床干净点的军被。夏长海哭着说：“团长，刘春光到死都不知道咱是干啥的。”
下午，孙继先司令员赶来了，他进了帐篷，对着刘春光遗体，动情道：“小伙子，导弹知道吗？我告诉你，咱们是搞导弹的……”
弱水河畔，有一片胡杨林。此时，夏长海和一名战士挥舞着斧头，从一棵躺倒的胡杨树干上，砍断碗口粗的树枝，拖回来。胡杨被称为沙漠上的生命树，生长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朽。基地创建之初曾颁布过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动这些胡杨。但是每死一个官兵，则可以取一截胡杨做墓碑。
离基地本部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烈士陵园。铁丝网围起来的巨大的墓地里，坟墓已密密麻麻了。每一座坟前竖着一块剖开的碗口粗的胡杨木墓碑。墓和碑纵横排列，整齐划一，形成一个巨大的方阵。
有一座新坟是刘春光的。
埋了刘春光，第二天施工继续，仍然下着大雪。没有号子声，没有说笑声，人们沉默着，在纷飞的大雪中仿佛疯狂了一般。一车车路基石倾泄在路基上，一根根枕木扔下，人又飞一般朝卡车跑过去，扛起一根，头也不抬往路基边跑……
27．自己干起来再说涅金、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三位苏联专家顾问仓促离开后，苏联方面又派来一名顾问，名叫鲍利斯?列捷耶夫。也许他吸取了前面三位的教训，来中国后基本不说话，年轻人向他请教原子弹的知识，他王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不说正题。他自己整天在屋子里坐着，什么也不干。刘杰代表部里找他请教，希望他给院里的人安排工作，过了好久，他只提了三条：一是组织已经调来的全体人员学俄语，二是新来的大学生要学一本苏联出版的书《流体力学》，三是已经调来的一部分技术工人，重新返回工厂实习。至于搞原子弹研究，还早着呢，不急。
时间一长，大家就称列捷耶夫为“哑巴和尚”。
一天，教室内，胡思得、丁健飞、张洁等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就一个技术问题讨论着，争论着。胡思得说：“这个问题要是列捷耶夫能结合实际给咱们讲讲就好了。”
丁健飞认为不可能请动列捷耶夫，邓稼先已经碰多少回钉子了，他从不给面子，何况咱们。有人提议，让张洁去试试，说没准一见到漂亮姑娘，哑巴和尚就会开口。一群人跟着起哄。张洁壮了胆子：“去就去！”
丁健飞急忙道：“我也去！”一群人笑着把丁健飞拦住了。有人喊：“张洁，听食堂大师傅讲，老列每天午饭后都要吃冰棍，去买根带过去！”
张洁果真带着冰棍去了，她敲了敲办公楼二楼列捷耶夫办公室的门，手拿一根冰棍，笑眯眯地推开门。列捷耶夫抬起头，有些意外地看着张洁，用中文说：“你好。”张洁用俄语说：“您好，列捷耶夫先生。”
张洁走过去，把冰棍递给列捷耶夫。列捷耶夫没有推迟，说声谢谢，接了。张洁学了一阵子俄语，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交谈。她说：“列捷耶夫先生，我是来学习的，我能问您问题吗？”
列捷耶夫点点头。张洁欣喜地：“您知道，在中国还没有人见过原子弹，您能给我讲讲，原子弹是什么样子吗？”
列捷耶夫思索着，一眼看到墙角的一个西瓜，他做了一个手势道：“噢，就像一个西瓜。”
张洁略愣一下，继续道：“那中子源呢？”
列捷耶夫又想了想：“就像一个苹果。”
张洁继续道：“那原子弹的外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列捷耶夫思索一阵：“就像……就像一个装苹果的箱子。”
张洁生气，不问了，看着列捷耶夫。
列捷耶夫直视着张洁，似乎有些歉意，说：“我知道，我的回答不能让你满意，抱歉了。但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懂了，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对的，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张洁失望地走了，几个年轻人听了她的复述，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没人再找列捷耶夫请教。
这个时候，邓稼先担任主任的理论部已经有了十多个人，有从各大学分来的，有几个从苏联回来的。他们除了学俄语，就是啃那本《流体力学》，尚没有能力独立进行原子弹研究。邓稼先一遍遍带领大家上课，结果有年轻人不干了，发牢骚说，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外地来京的同学面都不敢见，卯足劲要搞原子弹，谁知道吃饱了躲在这儿跟这本书较劲，说出去都脸红！模型等不来，资料等不来，专家来了不教，咱自己又不懂，老邓，原子弹咱到底还搞不搞啊？不搞让我们走，搞别的去，免得在这儿Lang费国家的粮食……
邓稼先也没办法，只好劝大家耐心一点，说时候一到，就自己动手干。
宋任穷认为，原子弹模型和资料拖着不给，又来个不说话的专家，我们不能再这样傻等了。他对党组成员说：“聂帅不是说毛主席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吗？那只手我们管不着，我们自己这一只手得干了，干起来再说！”
原子弹工程很大，感觉大得无边无际，其实就三大块，一是理论设计，二是制造，三是试验。理论设计是龙头，因为你设计不出来，就没法制造，更谈不上试验了。而设计这一块，任务就在核武器研究院。眼下，只有邓稼先的理论部，人员比较充实，其它部门，还在筹划之中。
二机部领导觉得，必须大力加强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眼下李觉在青海主持施工，而且他是个将军，院里这边主要是吴际霖抓总，下一步，大批科学家要来，在将军和科学家之间，需要一位既是科学家，又能做组织工作的。对于这样一个人选，宋任穷找到钱三强说：“三强同志，请你考虑一下。”
钱三强马上就说出了一个人：朱光亚。
朱光亚是湖北人，1941年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后转入西南联大。1946年8月，他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等5名青年才俊被蒋介石派往美国考察和学习制造原子弹。后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9年6月，25岁的他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初，他和52位留美学生在纽约《留学生通讯》上发表《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回国效力，参加新中国建设，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他本人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踏上了回国路程。回国后，26岁的他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副教授。1952年，他穿上志愿军军装，来到战火纷飞的朝鲜，作为翻译参加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与美军代表团进行的较量，亲眼看到美国人作出的包括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恫吓。有许多次，敌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这使他想起当年在西南联大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情形，那时他经常背着吴大猷的夫人他的师母跑警报，这样的亲身体验，使他深感祖国还很孱弱，祖国需要尽快强大起来。
1957年，钱三强把他秘密调入原子能所，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方面的研究，用钱三强的话说，他这叫“归队”。不久，他担任二室副主任，主任是钱三强夫人何泽慧教授。
钱三强对宋任穷说，据他观察了解，朱光亚既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又能做组织领导工作，虽然只有35岁，名气不大，但正是干大事的年纪，他来核武器研究院辅佐李觉，是最合适的。
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他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由他主持，邓稼先等人参加，把那次听三位苏联专家讲课的六个笔记本，从部保密室里借出来，整理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经朱光亚审查后，他写了一个序言，后来原子弹攻关，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紧接着，在二机部大力支持下，在钱三强等指导下，朱光亚围绕理论物理、试验物理、中子物理、爆炸物理自动控制和弹体弹道六个方面，组织人马，一点点摸索，做攻关前的准备工作。
几十年之后，朱光亚参与原子弹研制这件事情开始在报章上披露，当年和他一同出国的李政道获知后，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原子弹，仅仅在纯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参与做原子弹的。”
由于一系列的变故，最初设想的1962年爆响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了。
1960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在广州约见几个部长，其中有宋任穷，当时康生在场。毛泽东询问原子弹的情况，宋任穷说由于苏联的原因，二机部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插话说，1964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炸。宋任穷一听，心里很恼火，他怕毛泽东也跟着点了头，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事实上又绝对办不到。他很着急，一再坚持说，1964年不可能爆炸。康生和他争了半天，毛泽东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不对，再也没说什么。宋任穷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1960年春天，国家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陆续选调人才。到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储存了一批核物理、核化学，以及力学方面的精英人物。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原子能所和核武器研究院，他们中有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等，另外还有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陆续回国的张文裕、王承书、郭永怀、汪德昭等，还有分散在各高校、各级研究机构工作的程开甲、胡济民、吴征铠、周光召，以及陈能宽、曹本熹、汪德熙、于敏、秦元勋、姜圣阶、黄祖洽等等。在这些科学家的带动和培养下，一支比以往强大得多的科研队伍逐渐形成，这一人才资源在不久后的大攻关中，成为了中国尖端科研战线的精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