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傍晚，开饭时间，食堂里，几个窗口前都有人排队，人们端着碗钵，默默地朝前移动，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彭桓武来了，脚穿一双布鞋，他没进食堂，而是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不一会儿，程开甲拿着碗筷走过来，说：“彭公，你不饿呀？在这发什么呆？”

彭桓武神秘地说：“年轻人不会算账，早吃就会早饿。我算过了，从第一个吃，到最后一个，差半小时。晚吃半小时，能解决大问题，免得半夜饿的睡不着。”

程开甲苦笑一下，说：“你这个彭公，就会算账。”

尽管时常饥肠辘辘，但科学家们的脑子一刻也没有闲着。几天前，彭桓武出了大门，边走边思考问题，边走边踢着路上的小石子这是他散步时喜欢做的动作。路上遇见两个理论部的年轻人，他们装作没看见彭桓武一样，不打招呼就过去了。这是院里的保密规定，路上遇见大科学家，不能打招呼，关系不能在人前暴露，科学家的名字不能随便讲给社会上的人。

肚子饿得难受，踢石子的脚几乎抬不起来了。遇到一个炸油条的小摊，他排了半天队，买了两根油条，边吃边沿着马路走，一边走一边思考，居然被一个便衣警察盯上了，由于他穿的那件中山装油渍麻乱，脏兮兮的，再由于刚才他买油条时露出两张十元的大票，警察误把他当成了小偷。多年以前，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前门外的垃圾箱里捡有用的器材时，被当作小偷“请”进了派出所。这次又被“请”进来。面对警察的提问，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答非所问，感觉脑子不太正常。更令警察狐疑。幸好李觉发现他不见了，电话打到派出所，请求派人帮助寻找，警察才恍然大悟，一个劲地向他道歉。

核武器研究院为每一位副院长配了一名学术秘书。分配给彭桓武的秘书叫李德元。一天，李德元很委屈地找到院长李觉，说：“彭副院长不要我。”原来学术上的任何事彭桓武都愿意自己料理，不习惯让别人代劳，李德元来报到，他当即就解放了他，让他回原来的小组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邓稼先和他领军的理论部，后来所进行的每一次计算，都是在彭桓武指导下进行的，他不上机器，他运用他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方程组予以简化，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粗估计算。正是由于他巧妙地化繁为简，机器上做不了的计算，靠他的粗估把握大方向，及时检验计算的正误，从而计算上才能赶上时间，没有拖实验的后腿，理论才没有辜负“龙头”的使命。

程开甲的脑子也是一直没闲着。有一天，他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窗口的大师傅时，却说道：“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弄得大师傅莫名其妙。站在后面的邓稼先急忙拍一下他的肩膀，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他这才突然清醒过来，端着饭盒坐到了一个无人的桌子前。邓稼先注意到，程开甲刚刚咬了两口馒头，就把筷子倒了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出一个方程式。邓稼先不由一阵心酸，不几天，就将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干将胡思得，推荐给了程开甲，希望胡思得能减轻一下程教授的工作量。

程开甲带着胡思得等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开展爆轰材料状态方程的探索研究。

当原子弹中的高能炸药爆炸时，原子弹中的各种材料就处在与常温常压很不相同的高温高压状态；当核反应起来后，介质的温度可达几千万度，压力达几十亿大气压，叫高压区。当时，国内没有实验条件求得铀-235的状态方程，国外视此为绝密。现在只有靠程开甲带人摸索。半年后，他们终于第一次采取合理的“TFD”模型，计算出了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这就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拿到程开甲算出来的结果，兴奋不已，说：“老兄，你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45．长城脚下的炮声张洁、丁健飞只参加了第一次的计算。后来成立爆轰试验队，要到野外工作，需要多抽几个年轻人，他们被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陈能宽带到了长城脚下的试验场。

爆轰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内爆规律，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否正确，靠现场试验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问题。总之，是原子弹研制的重要一环。

试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这里曾是工程兵的一个试验场的一角，上级赋予的代号为17号工地。

最初一切都是土法上马。大伙都住在帐篷里，熔炸药用的蒸汽锅炉是在护国寺买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那里借来的，用马粪纸做的药膜代替金属药膜，用人工搅拌代替机械搅拌，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大，帐篷里满是烟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让人窒息。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只有这样，炸药部件密度才能均匀。工程师张寿齐和丁健飞为此吃的苦最多。丁健飞身材削瘦，被炸药一呛，经常鼻子流血，张洁看在眼里，暗暗为他心疼。她想，毕竟是老同学，自己是个女的，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不能上前帮助他们，她感到有些惭愧。她用纱布缝制了几个厚一点的口罩，送给丁健飞和张寿齐他们，算是心里安慰了一些。后来想起来，一直后怕，因为他们搅拌的是高能炸药，接触的是雷管，稍有不慎，引起爆炸，那将尸骨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