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机部通过有关部门想了各种办法，只能为邓稼先找来四台半自动的苏式乌拉尔电动计算器，这是最先进的工具了，每秒100次，算一个除法要分好几步，若算开方，还要查巴罗表。由于远远不够用，大量的计算要靠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甚至用算盘来运算。时间不够用，只能不舍昼夜，办公楼里，理论部的灯光常常是凌晨还在亮着。陈旧的计算器噼噼啪啪响着，状态方程、流体力学、中子输送、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一串串数字在人们的眼前晃动……

朱光亚来研究院后主持整理的那份苏联专家讲课的提纲，这时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多天后，邓稼先他们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结果明显存在问题，第一次计算失败了。

大家分析后，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邓稼先带领理论部的十几个平均年龄23岁的年轻人，三班倒，日夜连轴转，历时三个月，又分别进行了三次计算，即第二、三、四次计算。三次计算得出的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却和苏联专家讲课时讲到的技术指标，差别很大。

运算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那一段没白没黑连轴转的日子，让参与计算的每一个人都刻骨铭心。所有人都像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一样，有时想停都停不下来。计算太枯燥了，几个月下来，年轻人感觉自己老了十岁。

有一天晚上，离核武器研究院不远处的一个单位，要放映露天电影，大喇叭预告，演的是《阿诗玛》。天黑之后，音乐声透过窗子，传到理论部的办公室。年轻人忍不住了，纷纷朝邓稼先央求，放一晚上假，让大伙痛痛快快看场电影。大家伙已经几个月没看电影了。但是，计算却不能停下来。邓稼先犹豫一阵，和大伙商量，两个人一拨，分五拨去看，每两个人看20分钟，然后下一拨的人来接替，然后等到全部演完之后，在办公室里五拨人按顺序把故事讲一遍。他们就用这个办法解了一次馋。

邓稼先太辛苦了，不光是带领大伙运算，有时他还要讲课，在黑板上演算“轰炸方程式”。一天下午，他站在黑板前，讲着讲着，睡着了，粉笔从指尖跌落到地上，他一点没察觉。不一会儿，他突然醒了，不好意思地问大家：“我睡了多久？”

人们笑着回答说：“才一分钟，你不过是站着打了个盹儿。”

邓稼先的宿舍在北医三院，是他夫人许鹿希单位的房子。他晚上加完班骑自行车回家，基本都是在深夜，又困又累，荒郊野外，没有路灯，路也不好，他经常跌跤摔倒。宿舍区的大门早就关上了，他不好意思总是打扰传达室的老头，每次就钻铁丝网进院子，当时还没有拉起院墙，铁丝网常常把他的衣服扯破。据说有一次，他回家的路上，实在困了，掉进了一个沟里，他倒头就睡，半夜醒来，才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坟头上，吓出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他很晚回家，发现两个孩子在楼门口坐在地上睡着了，原来许鹿希晚上加班，说好了他回家照顾孩子的，结果他给忘了，两个孩子等不来家长，天又黑了，就在楼道里倚着墙睡着了。他心疼地叫醒孩子，把孩子抱到床上，自己流着泪给孩子做晚饭……

因为太忙了，他甚至连理发都顾不上，头发又长又乱，而在过去，他不是这个样子，良好的家庭教育，在美国的生活经历，都让他像个绅士。可现在，他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了。一次，遇到王淦昌，王淦昌审视着他，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他这才发现，自己上衣的纽扣系错了位置。王老提醒他，天热了，抽空去理个发。他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抽出一点时间，找到警卫排一个刚学会理发的战士，帮他胡乱理了一次发。

这时候，大饥荒已经潮水般袭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粮食定量不断下降。理论部的年轻人加班多，饭量大，饭不够吃，常常喊饿，计算之余，他们有气无力地说：“老邓，我们饿……”邓稼先拿教授级的工资，家里负担轻，他自己支配的钱比年轻人多，年轻人饿了就找他。他常常是一边收拾桌子上的计算纸，一边说：“你们等着，我去想办法。”不一会儿，他从街上买回高价的饼干，或是其它食物。年轻人一哄而上，抢着吃。他也饿得两眼发虚，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下块吧……”

一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年轻人又喊饿，深更半夜，没地方买吃的，邓稼先让大伙等着，自己骑自行车赶回北医三院的家。夫人和孩子已经睡了，他轻轻打开门，蹑手蹑脚摸到厨房，掩上门，拉开电灯，然后打开厨柜翻看着。卧房内的妻子听到响动惊醒了，翻身下床，来到厨房门口。当看到是丈夫在翻腾东西时，说：“吓死我了，半夜三更，你翻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