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聂荣臻的坐车路过此处，他一眼看见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梁思礼、孙家栋等熟悉的科学家身影，就对秘书周均伦说：“怎么让导弹研究院的专家参加这种活动？”

周均伦回答：“导弹研究院不是离钓鱼台近吗？每逢迎送外宾，北京市有关部门就通知院里派人参加。”

聂荣臻有些生气了：“白白Lang费科学家的时间，胡闹嘛！”

“政治任务，没办法，谁敢拒绝呀？”

聂荣臻想了想，说：“回去我给彭真同志打个电话。这种蠢事再也不能做了！”他的车子向前开走了。聂荣臻和彭真是晋察冀的老战友，他们之间关系亲密，有事经常互相关照。

当时担任聂荣臻秘书的甘子玉说：“中央决定两弹继续攻关以后，不仅对两弹研制，实际上对整个科研、教育、文化等部门，影响最大的，就是‘左’的思潮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核武器研究院、导弹研究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反映出来的问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当时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聂力，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道：“‘左’的思潮影响下，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政治冲击业务更是司空见惯，搞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大部分时间被政治学习呀，各种政治活动呀，占去了，大家很有意见。尤其是有些科研人员被批为走‘白专道路’，这严重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极大地影响着两弹的研制进程。”

那段时间，聂荣臻心里充满了矛盾。

中央让他主管科学工作五年多了，他对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存在问题，和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了不少切身感受。1959年，总参从导弹研究院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派到西藏搞平叛，他对此很不满。他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训练、打仗。1960年，导弹研究院按总政要求，把一两千刚分来的大学生，弄到农村劳动锻炼。他为此也很生气，把总政主任肖华叫来说，劳动锻炼不是不可以，我赞成锻炼，但必须到工厂对口锻炼，通过锻炼，业务上必须有长进，让这些大学生到农村锻炼，去种地，是Lang费！还有，科研工作连续性很强，一搞运动就把业务工作停下来，这种做法也得改。

他通过张劲夫和刘杰了解到，科学院、二机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政治学习占用了大量时间，谁也不敢不去，动不动就给人扣上“白专道路”的大帽子，科研人员难以投入主要精力搞科研。

看来，不改变一下不行了。但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改变呢？

时隔不久，中央下发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工作的六十条意见》，简称“农业六十条”，纠左纠偏，在全国反响很好。这让聂荣臻眼前一亮。他琢磨一下，把张劲夫叫来，提出：“我们科技战线，能不能组织力量，也搞出一个东西来？”

对此深有同感的张劲夫说：“聂总，这要看您的决心了。”

聂荣臻说：“有了这个‘农业六十条’做样本，我们也想法子搞出一个能推动科学工作发展的条例来。”

张劲夫说：“如果能搞出来，那真是太好了！”

不久，聂荣臻集中国防科委、科学院、国家科委的写作班子，由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工作的宪法’。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时广为传诵，科学家们为之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参与这项工作的聂荣臻秘书甘子玉说：“制定十四条时，聂荣臻耗费了大量心血。他的目的，就是想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当时影响科研工作的‘左’的一些做法，是他想对积郁在心中数年的问题，寻求一个总的解决办法。”

“科学工作十四条”的要点，一是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鼓励科技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进一步阐明了“双百”方针；二是整顿科技工作的规章制度，保证其正常秩序；三是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其第一条就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第四条是，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第五条是，科技人员要在工作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但又要与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相结合的“三敢三严”精神；第六条是，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第十四条，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这在当时，其中很多的提法，是很大胆的。尤其是每周保证5天时间搞科研，更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