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移师罗布泊1964年春天，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爆心，高高的铁塔已经竖了起来，基本完工。向着爆心，是分布在不同距离、不同方位上的各种工号。电缆沟密密麻麻通向四面八方，最后汇聚到铁塔底下。

就在这个时候，程开甲率领核试验研究所的大队人马，从北京搬到了罗布泊。程开甲到达那天，正在指导工程兵挖电缆沟的丁健飞、张洁认出了程开甲，他们激动地跑过来，亲切地互致问候。程开甲关切地打量着丁健飞、张洁，说：“戈壁滩的风就是硬啊，你们可是黑多了，不过也结实了。”

张洁说：“程副所长，我们可是一直盼你们来，天天盼夜夜盼。”

程开甲说：“我给你说过嘛，等这个铁塔竖起来，大部队就该来了。”

程开甲到了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看到电缆沟里，有不少小石头，有的石头还挺尖利，如果就这样铺设电缆，他认为，核爆炸时，电缆有可能会被原子弹造成的冲击波或地震切断，造成测试中断。他带着这个问题找到了司令员张蕴钰，提出，电缆沟里，都要铺放细沙，而且要把石头捡干净。

有的领导认为，这么结实的电缆，想弄断它也不容易。现在时间这么紧，一天都不敢耽搁，能过得去就算了。副司令员张志善对程开甲说，你这个建议，听着简单，其实可是个大工程，至少需要几百卡车的沙子，都要从外面运进来。还有人问程开甲：“前面完成的工程怎么办？是不是需要返工？”

程开甲态度坚决地说：“返工！”

张蕴钰一直无语，人们都望着他。张蕴钰终于发话道：“我没什么好说的，照程开甲同志的意见办！无条件地办！”

这个决定，让程开甲心里踏实了。他和张蕴钰的友谊，也是这样建立的，每到关键时候，张蕴钰总是无条件地支持他，使他感到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有了这样的领导，是幸福的。

1964年4月，也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半年前，基地命令警卫营派出一支精干小分队，在场区周围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拉网式巡逻，警卫营抽调副连长何仕武、排长王万喜、战士王俊杰、司喜忠、丁铁汉、潘友功、王国珍共七人。小分队出发前，副司令员张志善亲自给他们下达任务，张志善说：“你们的任务是：到场区最荒僻的地带搜索巡逻，一是防止有特务、坏人，二是防止有牧民误入场区。你们这次巡逻任务将要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沿孔雀河呈扇面搜索前进，孔雀河里的水可以饮用；方式：徒步；时间：大约180天；衣食住行全由你们自理，不能带任何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

为了保密，这支小分队对外的名称是“打猎队”。

基地在孔雀河岸边的一个土丘边，为他们设置了一个补充点，每半个月左右，小分队就回到这里来补充日用品。营里按时把日用品给他们拉来，就埋在那个土丘下面，上面插一根红柳。

七个人全副武装出发了，他们身上除了冲锋枪、子弹袋、手榴弹以外，每人还背着被子、毛毯、雨衣、两个水壶，有的背着粮袋，有的背着简单的炊具，有的背着行军镐，卫生员王国珍还背着一个卫生箱，他们每个人平均负重70多斤。没有向导，只有一张简略的地图，因为任务艰巨，尤其是罗布泊的沙漠、戈壁滩风险莫测，他们出发前，都写了决心书，或者说，算是遗书，都按上了血手印，郑重交给了营里。

4月的戈壁滩，中午时分，烈日当头，已经很燠热了，而当了晚上，还很寒冷。白天，七个人负重呈战斗队形，散得远远的，搜索前进，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脚步沉重，到了晚上，遇到寒流，常常冻醒。就可怕的，是突然而至的大风，以及夏天来临后，挥之不去的蚊虫，简直能把人咬死。

一天中午，七个人正在野炊。突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席卷而来，大风把碗筷等物品刮跑了，眨眼工夫就打得他们抬不起头。何仕武大声命令：“赶快用被子捂住头，大伙靠在一起。”一阵忙乱，他们展开被子，把头蒙住，紧紧靠在一起。沙石渐渐把他们埋上了……过了很久，风沙小了点。七个人用力顶开被子。每个人都像从土里钻出来的，个个都是鼻青脸肿。

又有一天，一片大草滩挡住他们的去路。腐烂的芦苇丛里，露出一汪汪的黑水。七个人在草滩边上停下来，商量怎么办。何仕武打开地图看了一下，说我们必须越过这片草滩，到那一边去巡逻。这里视野不开阔，大家小心。

他们用背包带互相连起来，拴到每一个人的腰带上，七个人全部连到了一块。何仕武带头下水。众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挪动，淌着没膝深的黑水前进。突然，一个战士陷进沼泽里。其余六人拼命往外拉他，所有人弄得全身都是污迹斑斑……

好不容易走出大草滩，七个人气喘吁吁，一个个倒在地上，快要死去一般，只能大口喘气，说不出一句话来。歇一阵，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也没有水洗，身上脏得像个野人一样。

这注定是一次异常艰难的行军，而这，仅仅是开始……

潘友功后来回忆说，他们都知道是为了保卫原子弹试验成功而巡逻的，纪律规定他们在巡逻途中只准收家信，而不准往外发信。一路上他们用过的废纸也不能乱丢乱扔，必须烧掉。当时家里一直来信，问他为什么不回信，家里很替他担忧，可是他什么都不能写，不能说。直到原子弹爆炸后，他才给家里回了一封信。其它人的情况也基本是这样。半年的时间，他们没往外发过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