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礼记·礼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便不亡，周礼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鲁闵公元年，齐欲伐鲁，齐公问“鲁可取乎”，其大夫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因为周礼可以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则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

“尊尊而亲亲”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周礼的基本要求。为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骨肉相残的事件，但与他国相比，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臧文仲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鸟雀也。”鲁人敬尊君主，使鲁国的政治比较稳定。不过，由于“亲亲”观念深入人心，他们十分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使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围之内，异姓家族的贤能之士很难进入鲁国政权。与“尊尊”原则有关，鲁卿在位时，不论其行为怎样越轨，而对他的宗族影响并不大，受到惩治的仅仅是祸卿本人。这样，卿族一旦有了势力，也就站稳了脚跟，其势力的持续发展，便最终导致了公室衰微、大夫专政。

春秋时期，鲁国实际已经是积弱之国，其主盟不若齐、晋之强，地势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诸如滕、薛、曹、邾、杞等国皆勤贽，修朝礼；即使远在方域之外的谷、邓等国也不惮仆仆，至鲁来朝。小国亲鲁，皆因鲁乃周礼所在。

鲁国春秋以来的外交主线还是与齐、晋、宋、卫等大国的关系上，然而，在对各国的态度方面，鲁国的态度似乎又不尽相同。鲁与晋、卫乃兄弟之国，与对待齐、宋相比，鲁人在与卫、晋的交往中态度要温和得多。小国交鲁，鲁国也往往亲近同姓。时人的宗法观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诸小国中，曹、滕与鲁同姓，邾、莒、薛、杞皆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滕侯。而邾、莒为鲁国近邻，杞、邾则频频朝鲁，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见讨，邾、莒也为鲁国世怨。鲁国自春秋以来国势日弱，其不能修好异姓近邦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化成民俗”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等等均是。西周末年以来，由于周室的衰微和时代的进步，再加之鲁国国势的下降，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结束了。鲁在春秋后期也推选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变了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周礼乐的崩坏亦成为自然之势。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惯层出不穷的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他希望恢复周礼，推行“王道”于天下，并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儒学于是创立。

公元前249年，鲁灭于楚。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丧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7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到鲁地“观仲尼之庙堂”时，诸生依然“以时习礼其家”。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

中国周代鲁国都城遗址。在山东省曲阜市区和东、北面。周成王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鲁，建都于此。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49)，鲁亡于楚，历时900余年，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西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封子刘余为鲁王，都此。东汉为东海王刘疆都城，直至汉末。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作调查和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多次进行调查。1958年山东省文物干部训练班对遗址进行钻探和试掘。1977～1978年山东省博物馆作了详细勘察和发掘。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鲁国名臣、名将有襄仲，曹沫，柳下惠，臧文仲，曾参，曾子，孔仲尼，左丘明，季文子，叔梁纥（孔子之父，即孔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