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演大放厥词说道：“调离关外的离吴三桂所部，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的大片领土。常言道，祖宗之地不可弃。”好吗，他这一句话不要紧，一棒子削趴下一片。无论是陈演，还是崇祯或是其他众臣子都不愿意承担“弃地”的责任。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只能祭出自己想对策。

崇祯帝判断，李自成的军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后，“必不犯天下重兵处（大同、宣府）以入。于是命辅臣（李建泰）统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此外崇祯帝认为，即使保定失守，他还可以调遣宣府、大同、宁远等地的边地精兵以援畿辅；同时再征召天下兵马勤王，对李自成的起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于是崇祯帝任命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代朕亲征”，于1月26日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出征仪式。

崇祯帝明显低估了李自成这个对手。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虽然农民出身，但经过十几年战争洗礼，他的军事素养远远高于从未上过战场的崇祯。渡过黄河后，李自成将东征大军分为两路，自己亲率主力攻取山西中部、北部；另一路他派遣刘芳亮率左营数万人，攻取山西南部以及河南中部、北部一带，然后在向北进军河北中部、山东东部地区，彻底切断崇祯南迁之路。

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军攻陷居庸关，大顺兵将领刘宗敏于雪地展开猛烈攻关，唐通出关奋力血战11日，三月十一日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先行开关献降，导致唐通攻守失据，随之战败被俘，京师震动。

后来北京城外围据点相继被大顺军攻陷，兵锋直指北京城，明廷震惊，崇祯帝下达作战命令，死守北京城，想像当年于谦那样打一场北京保卫战以击退大顺军，但他不知道他手下的明军以非当年于谦统率的明军。

崇祯帝绝望之际有大臣提醒崇祯，大明朝还有一支劲旅，可调来勤王，那就是驻扎在山海关的关宁铁骑，关宁铁骑是当年袁崇焕在当蓟辽总督时一手打造的，个个都是骁勇善战，以一当十的，现在在吴三桂的手上，崇祯为何没有采纳这位大臣的意见，调关宁铁骑进京勤王呢！崇祯一听这话眼睛立马发出金光（这是要死的表现），对啊！赶紧把吴三桂我那吴爱卿调来完全可以带朕南逃。

崇祯帝突然想到了关外的吴三桂，那么至松锦一战大败，吴三桂在干什么，是在宁远养尊处优还是积极备战。

此时，松山决战刚刚结束。毫无疑问，宁远已成了清军下次进攻和夺取的主要目标。眼下，尚没见清军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辽西走廊暂时呈现出沉寂的状态。稍有点军事经验的人都会看出，这种一时的沉寂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战斗。

吴三桂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身处孤危之地，仍然坚守着。而朝廷全力加强宁远的防御能力，又使他增强了坚守的信心。当松山城破两个月后，崇祯十五年四月初，崇祯立即任命原兵部左侍郎范志完为督师，总督辽东宁锦军务兼巡抚。赶往宁远，整顿败卒，收拾残局，稳住阵脚。四月十二日，崇祯亲自发下手谕，指示范志完：“宁远守御以积峙粮饷”最为重要。经松山一战，明在关外仅剩宁远、前屯、中前、中后四城，像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已经全部落入清军之手。那么其中宁远首当其冲，如若失守，其他三城则无法保障。因此，崇祯特别强调对宁远的防御，还要“兼顾”其他三城，多积贮粮饷，作固守之计。崇祯发帑金12万，户部发折色银30万两，再调天津漕米，陆续运至宁远。指示他将这些钱粮“酌量分贮各城，俾处处有备，庶保无虞”。四城原存贮的粮食，以三分之二给三吴三桂，剩三分之一给白广恩、李辅明二将所统之兵。如吴三桂招募新兵，即准按户给食，只要你肯好好守住宁远，咱们哥们好商量。

钱粮已足，吴三桂等又请示盔甲、弓箭、枪炮等军需。四月二十日，崇祯当即批示兵部：“即速察发”。兵部奉命，不敢迟缓，令兵杖局迅速筹办，由兵部差官“速解赴军前，以资援剿之需，万勿延缓”。

在很短时间内，宁远集兵三万余人，军需已足，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崇祯意识到守住宁远的重要性，凡有吴三桂、范志完所请，无不允准。他把吴三桂视为辽西安危的保障，专责其抵御清兵。因此，尽管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步步逼近，明政权危机日益加深，崇祯宁可调白广恩等辽将进关增援，也不让吴三桂离宁远一步。而三桂专心守御，不断加强宁远的战备。我们从一份档案记载，可以看出三桂对清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他派出得力将官率“惯哨兵丁，远出侦探”清兵动静。他们“昼则埋伏深涧重，夜则且哨且行”，侦察到大量可靠的“虏情”，他向朝廷作了详细奏报，得到崇祯的重视，指示：“关外门备御宜周，著再行严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此时，已至明亡前夕，三桂非但没有降意，仍一如既往，坚守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