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李卫东，无法查证药物的来源，自然就不能证明我的清白。

何欣敏无可奈何，梁敬春同样无能为力。

一周后法院正式传我审讯，这天我身边所有熟识的人都来了。苏蓝和梁敬春在宣布开庭以后才到，而我以为苏蓝不会前来，所以看到她的时候我既感到欣慰又觉得伤感。这种伤感的情绪导致我思路混乱，当法官问我跟李卫东究竟什么关系时，我居然回了一句，我跟李卫东是情敌。

不少人闻言愕然，法官于是得出一个对我非常不利的结论，他认为我有可能私自换了药物，目的是为了栽赃，搞垮李卫东的公司。

我的律师慷慨激昂地为我进行了辩护，他最有力的辩护词其实就是死者家属的证词，这也是唯一对我有利的证词，然而在一份法医的鉴定报告面前，这唯一对我有利的证词也土崩瓦解无济于事。

辩护律师是何欣敏为我请的，据说这个姓梅名靖的律师替很多人打过官司，一般人根本请不动,因为一般人根本出不起那个价。

何欣敏请梅靖替我辩护时，他几乎没怎么考虑就一口答应。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何欣敏出价之高，其次因为这件案子影响之大，如果他能让我获得自由，知名度更是大大提高。其实我想，梅靖愿意替我辩护，只要具备第一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