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65年，唐宁在忙活的就是一件事，那就是竞选关岛总督，虽然在现在关岛总督需要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进行选举，但事实上第一届的关岛总督是民选的，直到1972年美国国会才通过法案，同意关岛派遣一名常驻美国会众院代表，在众院委员会有表决权，但在众院全院大会无表决权。。

唐宁争取的关岛总督立项费了很大力气，至于竞选的时候因为他在关岛的势力实在太大，所以基本上就没人跟他竞争，最后总算是就任了关岛的第一任总督，其实这个总督只是唐宁在为冲绳独立而做的准备。

虽然唐宁在关岛风风光光的当上了总督，不过此时的日本国内却是风起云涌、混乱不堪。具体原因是此时的国内发生了一场长达十年、影响深远、震惊全世界的文化活动（那五个字不让写，所以用文化活动指代一下，希望大家能够看懂。）

这场文化活动不仅是席卷了中国一个国家的“动乱”，而且是震撼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乃至欧美和日本的一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至少对于欧美和日本等国家来说，这是一场对各自国家的政治秩序以及由美国≦，支配的既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而绝非“动乱”。

要理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活动为什么会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必须对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作一番解释。

这场运动爆发的60年代，正是日本在池田勇人内阁的“所得倍增计划”政策下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同时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时代。整个六十年代，熊本县的水俣病、新泻县阿贺野川的水俣病、四日市的剧咳病以及富山县神通川的“疼痛”病形成了四大公害，由于患者及其后援团体提起诉讼，日本政府置公害不断扩大于不顾的行为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公害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由于工业废水的排放，日本的河川及近海污染加剧。有关药害的诉讼也不断发生。例如因服用安眠药萨利德迈而导致畸形婴儿的大量出生。因服用整肠剂奎诺仿而造成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病的群发。上述事件的真相暴露以后，受害者们对制药公司和政府提出了控告。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另一场斗争。政府要在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冢建设新东京国际机场而强制征用当地农民的耕地，受其影响的大约1000户、3000农民起而强烈反对。对成田农民及其支持者来说，该事件正是战后经济发展中政府的重工轻农乃至抛弃农业政策的露骨体现。实际上，从此后不久的1970年起，政府开始实行了限制水稻播种面积的政策。